亦父亦师，亦兄亦友

– 缅怀恩师孙钟秀先生

发表于《钟山之秀-孙钟秀院士纪传》

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6

初识先生，我尚是一名“工农兵学员”。

其时，文化大革命方兴未艾，政治运动接踵不断。知识分子被打作“臭老九”，生怕说错一句话，人人战战兢兢，谨小慎微。而作为文革的怪胎“工农兵学员”，自以为肩负着“上大学、管大学，改造大学”的历史重任，个个趾高气昂，盛气凌人。民间流传着一首顺口溜：“大学的招牌，中学的教材，小学的水平，幼儿园的脾气。”指的就是“工农兵学员”。吾辈文化水平之低劣，可见一斑。

然而，先生和系里老师们并未鄙视我们的无知与浅薄，而是秉承了先贤的教化理念，有教无类，以诚相待。老师们因材施教，从基础开始，逐步深入，把我们带入陌生且新奇的计算机世界。记得在课堂里，莫绍揆先生为我们讲授高等数学，徐家福先生讲授算法语言，孙钟秀先生讲授操作系统，张福炎先生讲授计算机原理…。按照如今的说法，我们的授课老师都是国内计算机领域里顶呱呱的牛人。当然，在这些牛人中，我印象最深的是先生的课。枯燥的理论概念，先生深入浅出，复杂的体系结构，先生删繁就简，将一门课讲得生动翔实，趣味盎然。也正是因为这门课，我喜欢上了操作系统，并如愿以偿地走进了先生的团队。

在DJS200系列机的设计小组里，我在先生的指导下研习“容错处理”。虽然我初入门径，学识浅显，先生依旧予以鼓励，提携后进，带我参加了全国第一届软件会议，并让我作为学生代表，在会议上做学术发言。

一转眼，我毕业留校。本想继续追随先生，潜心搞科研、做学问，岂料系总支要我改行，专职做学生工作。情非得已，我不得不脱离了先生的团队，在政治的漩涡里迷失了两年。多亏了先生的老泰山，系主任叶楠熏老先生，在我彷徨之际，为我指点迷津，使我倦鸟知返。80年，我幸运地考上先生的首届研究生，从而荣获师门大师兄之美誉。

重入师门，正值先生从美国访问归来。当国内尚不知网络为何物的时候，先生业已高瞻远瞩，独领风骚，创建了全国第一所分布式系统实验室。在先生的悉心指导下，我们日以继夜地工作，利用有限的资源，建立了实验室局域网，编写了通信软件及分布式程序设计语言，设计了多媒体界面，实现了国内第一个分布式系统，并且开始了从实验到应用的转化工作。

人谓为师者，传道授业解惑也。而先生于我，不仅为师，言传身教，倾囊相授，而且为友，关怀有加，视若家人。在读研的日子里，我几乎把先生的家门当作自己的家门，把先生的客厅当作自己的课堂。每每到先生家，师母为我们沏茶倒水，嘘寒问暖，先生为我们答疑解惑，不厌其烦。编制算法时，先生和我们逐行论证，不容苟且。撰写论文时，先生和我们逐句推敲，但求严谨。先生看似不苟言笑，不言自威，可与先生长期相处，方知何为春风化雨，何为平易敬人。

两年的研究生生涯一晃而过，在先生的指导培育下，我终于摘掉了“工农兵学员”的帽子，成为计算机系的首批硕士毕业生。不久后，我们的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，先生与我合作的论文也发表在IEEE计算机工程的期刊上。

那时正值改革开放，学子们纷纷走出国门，远赴重洋，以求深造。我生性好动，很想出去闯一闯，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。先生得知，鼎力相助，为我推荐名师名校，并为我争取到出国进修的名额。哪知这一走，风风雨雨，阴错阳差，居然十年未归。尽管在这十年里，我与先生时有书信来往，先生也曾几度出国访问，可我与先生却一直无缘相见。

94年，我重返母校，重睹先生的音容笑貌，兴奋之余，但觉心酸，繁重的工作压迫下，先生愈发清减了。后来这些年，我隔三差五地归国开会、讲学。每次到南京，必当看望先生和师母。或在饭店，或在家中，先生与我把酒言欢，师母为我添饭夹菜，其意浓浓，其乐融融。一直到最后一次，我独自去了医院，先生静卧在床上，师母冒雨赶来，看到我，哽咽无语，泪流满面…。

我事先生，亦父亦师。先生待我，亦兄亦友。

我对先生的感激之情无以言表，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将先生传授于我的知识化作文字。在我编写的《分布式系统》一书中，不顾出版商的反对，我在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导师，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京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孙钟秀先生。感谢先生将我引入科学研究之路。”